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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地三分”:毛泽东的地理眼光

    时间:2020-08-18 | 来源:北京日报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教的课程是地理。据说在长沙时,毛泽东也教过地理。他所教的地理课是什么内容,今天已经无法知道。参考当时社会上通行的地理课本,可以推知其内容是比较简单的,比如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地理讲义》,内容也仅仅是对地势和海岸的大略描述。

      不过,地理学这门学问,除了知识性这一面,还有眼光头脑的一面,就是常说的思想方法。懂地理的人,有一种“地理头脑”,看问题有地形、地利、空间的一套思维框架,谈出来的东西都能落在实处,可以在地面上查证。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思想里面有多少“地理知识”,但在毛泽东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体系中,看得出,他深知中国的土地之广大、江山之多阻、南北之差别、农村都市之两样。他比不懂中国实际情景的某些人,更知道中国的革命该怎么搞。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地理分析发挥了作用,它是革命战略制定的基本依据之一。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写道:“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经验多的军人”会“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地域”“大国”和“地理”这些词,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是随口说出来的。

      在他著名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中,地理分析是起到关键作用的。首先,他强调中国在地理上是一个大国。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充满回旋余地,所以“红色政权”能够在某一类地理地带中存在。

      那么,红色政权选择在哪里?不是大城市,而是农村。在中国“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完全可以这样说,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不仅是阶级选择——贫苦的农民,也有地理选择——反动力量薄弱的“边区”。毛泽东很清楚,“三座大山”各有自己的区域:帝国主义在沿海,封建主义在乡村,官僚资本主义在城市,城市是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勾结之所,革命最为不易。只有农村,可以“星火燎原”。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对抗日根据地作了细致的地理分类:“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对敌我形势,也进行了地理分析:敌人“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毛泽东的眼光,比其他人要“入地三分”,使他对形势的观察、战略的把握真实、准确。(作者:唐晓峰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