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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看他们的思想共鸣

    时间:2020-11-05 |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年05期

      〔摘要〕 毛泽东与鲁迅是同时代的人,两人虽从未谋面,但毛泽东十分尊崇鲁迅,赞誉鲁迅是新文化革命的旗手,号召一切共产党人都要向鲁迅学习。毛泽东多次说,他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本文力求从毛泽东对鲁迅评价的几个侧面展现两位历史伟人的思想共鸣。


      鲁迅是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毛泽东与鲁迅是同时代的人,鲁迅比毛泽东大 12 岁。两人虽然从未谋面,但毛泽东十分尊崇鲁迅,赞誉鲁迅是新文化革命的旗手,号召一切共产党人都要向鲁迅学习。毛泽东多次说,他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本文力求从毛泽东对鲁迅评价的几个侧面展现两位历史伟人的思想共鸣。

      一、赞誉鲁迅是新文化革命的旗手,现代中国的圣人,为革命者树立榜样

      无论是新文化革命的旗手,还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同时得到毛泽东这样的赞誉,这是绝无仅有的事。1937 年 10 月 19 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说道: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①]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赞誉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他强调: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②]

      两年后,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赞誉鲁迅是新文化革命的旗手。他说: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③]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道: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 ‘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④]5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上指出: “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⑤]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一直高度评价鲁迅的历史地位,除继续肯定他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外,还赞誉他为马克思主义者。1957 年 3 月 10 日,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说: 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1971 年 11 月 20 日,毛泽东同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时说: “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⑥]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赞誉和推崇鲁迅? 我们从毛泽东总结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中可以得到结论。他说道: “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⑦]这三个特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构成一种伟大的 “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从毛泽东总结出鲁迅精神、赞誉鲁迅是新文化革命的旗手、现代中国的圣人看,他们两人在物质世界之外的精神世界里有着思想上的共鸣。

      二、学习运用鲁迅的思想,认为他 “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毛泽东十分爱读鲁迅的著作。还在延安时期,1938 年 1 月 12日,他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教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他写道: “我没有 《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 《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⑧]这说明在写此信之前,毛泽东已经读过一些鲁迅的著作,但限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他还没能系统地读到鲁迅的著作。1938 年 8 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 20 卷本的 《鲁迅全集》( 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 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的 《鲁迅全集》。书是在上海出版的,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到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鲁迅全集》特印了 200 套编号发行的 “纪念本”。这套 “纪念本”在每册的版权页上均注明 “非卖品”。毛泽东得到的是第 58 号,封面是紫色的,书脊是黑色的,每卷封底、封面的两角都是同书脊黑色一样的布料包角。这套书印装别致,做工精细,非常珍贵。毛泽东收到 《鲁迅全集》之后,就把它放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尽管当时战事忙碌、环境简陋,但他总是忙中找闲,在低矮的窑洞里秉烛夜读。后来新华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放着的就是这套 《鲁迅全集》中的三卷,这是毛泽东爱读鲁迅著作真实的历史记录。毛泽东逝世后,报刊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拿着的正在翻看的书,也是新版的 《鲁迅全集》。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喜爱,是他们两人思想共鸣的最好物证。

      经过较为系统地阅读鲁迅的著作,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的了解更多了。后来毛泽东在著作、讲话、谈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鲁迅对什么是路的回答,曾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启示。在中国共产党人探寻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中,鲁迅对 “路” 的回答,是毛泽东与他心灵相通的桥梁。鲁迅说得好:“什么是路? 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⑨]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从布满荆棘、无路可走的境界中走出了一条夺取全国胜利的“康庄大道”。这就是实行 “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口头政治报告时说: “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是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党大多数同志要求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要求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 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鲁迅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这条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⑩]要独立地闯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要冒很大的风险,甚至不排除会遭受某些严重挫折或暂时失败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如果没有真知灼见,没有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没有在激流中游泳的勇气和智慧,是做不到的。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赞扬鲁迅道: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11]其实,毛泽东自己也是如此,在他身上也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而是充满着中华民族高度的自尊自信和大智大勇,令人肃然起敬。把毛泽东称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当之无愧的。

      可以说,对路的回答与探索,是观察毛泽东、鲁迅二人思想共鸣的一扇奇特的窗户。

      三、赞成鲁迅 “削烂苹果”做法,辩证地认识和处理问题

      晚年的毛泽东,在考虑起用一大批老干部时说,要打破 “金要足赤” “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大概也是借用了鲁迅在 《准风月谈·关于翻译 ( 下) 》中的说法。

      《鲁迅全集》第五卷 《准风月谈·关于翻译 ( 下) 》,是篇谈文艺批评的文章。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尖锐地批评了文艺界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一下把整个苹果都抛掉的做法。鲁迅指出,“首饰要 ‘足赤’,人物要 ‘完人’”的思想是很错误的。鲁迅用吃烂苹果的例子来谆谆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人和文艺作品。毛泽东赞同鲁迅的见解。1975 年,他在病中还叫工作人员给他读这篇文章。当工作人员读到有关内容时,他高兴得连声称赞说: “写得好! 写得好! ”

      在 1975 年 7 月 14 日毛泽东同有关人士谈话的一封信上,毛泽东又批示,“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12]。这里,他用鲁迅提倡对那些 “不是穿心烂”、仅是 “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生动比喻,进一步说明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能因为一个人有点毛病就丢开这种错误做法的道理。

      鲁迅提倡削烂苹果的做法,符合辩证法,符合社会发展实际,自然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共鸣。

      四、借批评鲁迅作品中的阿 Q 之名,强调要善于团结人们一道革命

      鲁迅写过一篇小说,名字叫 《阿 Q 正传》,影响很大。毛泽东看过这篇小说,并留下深刻印象。他在讲话或文章中经常提及这篇小说。

      1937 年 3 月 1 日,毛泽东与史沫特莱谈话。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谈及鲁迅作品中的阿 Q 这个人物。史沫特莱问: “外面传说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于此,你有何意见?”毛泽东答: “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愿意这样说,日本人只愿意国共相打,决不赞成这种 ‘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因为日本军阀深知共产党采取与国民党协调的政策,尽管有人说它是 ‘屈服、投降和悔过’,可是实际是给与日本侵略政策以严重打击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 Q 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 ‘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 Q 的人,这个阿 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 Q 这类人物的。”[13]

      两年后,1939 年 9 月 24 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这次谈话,毛泽东再次提到阿 Q。他说: “我们从前对于这些人的这样一种态度,称之为阿 Q 主义,因为在鲁迅先生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个阿 Q,就是天天说自己对、自己胜利,而人家则总是不对、总是失败的。在阿 Q 主义者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你不信,可以去看看鲁迅先生的 《阿 Q 正传》。”[14]

      1945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说: “阿 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 Q 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 但是,写阿 Q 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 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错误的人,我们要团结。”[15]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 中指出: “《阿 Q 正传》 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 ‘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 Q 革命。其实,阿 Q 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16]

      1966 年 10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时还说: “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 《阿 Q 正传》看一看”,“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17]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一贯强调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鲁迅作品中的阿 Q 不讲团结的一面,引起毛泽东对批评不讲团结的少数干部的思想共鸣。

      五、高度评价鲁迅在翻译工作上的贡献功德无量

      毛泽东十分重视翻译工作,并高度赞扬鲁迅在这方面的功绩。1942 年 9 月 15 日,毛泽东在致何凯丰信中说: “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 不知他自己愿干否? 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18]1945 年 5 月 31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 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19]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 年 5 月 21 日,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外文翻译机构的决定。在中央及军委下设立俄文编译局,担任口译、笔译,并主持俄文人材之训练、调查与分配等项事宜,师哲兼任局长,并从中央各部门与各地征调若干有翻译能力及政治条件适合的党员参加编译局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为此,1953 年 1 月 29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与撤销中央俄文编译局的决定。中央决定将中央俄文编译局与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并以此二单位为基础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其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直属中央,委托中央宣传部组织这一机构,并领导其工作。决定以师哲为局长,陈昌浩、姜椿芳为副局长。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马列主义著作的出版和传播。1920 年 8 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是由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出版的。到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烽火连绵,内战外患不断,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苏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特别是解放区的首府延安,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出版了一批专家翻译的马列主义著作,除单行本外,还出版了 《列宁选集》16 卷本。据粗略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前的 30 年里,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约有二三百种之多。

      新中国成立后,马列主义成为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共产党的领导,出版和专业编译机构的设立,学习和研究空气的高涨,都为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创造了空前良好的条件。毛泽东肯定鲁迅在翻译方面的贡献,借以鼓励更多人投入这一党的事业中去。重视翻译工作,这是毛泽东与鲁迅对待一项具体工作上的思想共鸣。

      六、赞同鲁迅对 《水浒》的批评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中,由于视力不好,便请人给他读书。1975 年 8 月 14 日,给毛泽东读书的北大讲师芦荻当面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 《水浒》。她问毛泽东,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 1974 年 《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 《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 《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也没能发表,后来又传说,毛泽东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 《水浒》,芦荻问毛泽东是否是真的。毛泽东说,那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毛泽东,应该怎样读 《水浒》? 毛泽东回答说: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20]毛泽东这样说,相当于是肯定了鲁迅过去对 《水浒》的批评,早在 1929 年,鲁迅在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这样评价 《水浒》: “一部 《水浒》,说得很分明: 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 ‘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21]

      关于对 《水浒》的评价问题,毛泽东晚年身边的工作人员张玉凤也提过,1964 年她看 《水浒》时,毛泽东就对她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张玉凤问毛泽东,现在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 毛泽东听后说道: “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22]

      由此可见,以上这些是毛泽东对 《水浒》的一贯的看法,并不是这时突然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前,他曾要人找来金圣叹评点的 《水浒传》,希望 “再看看”被鲁迅批评的这个版本。1973 年 12 月,他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也讲过:“《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23]可见,毛泽东回答芦荻问他关于 《水浒》评价的问题时,概括地谈了他历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

      在对 《水浒》的评价上,毛泽东赞成鲁迅的看法。这是他们在对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上的思想共鸣。

      七、两位伟人的神往,源于他们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毛泽东与鲁迅虽然素未谋面,但却惺惺相惜。1933 年底,与鲁迅有较多交往的冯雪峰从上海来到瑞金,曾与毛泽东谈及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斗争中的重要贡献。据冯雪峰回忆,毛泽东曾遗憾地对他说过: “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24]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他的《西江月·井冈山》等诗词,认为诗中有 “山大王”气慨,毛泽东听了开怀大笑,大概认为鲁迅这个评说颇为有趣正中下怀吧。 “山大王”气慨,显然是鲁迅对毛泽东所领导的艰苦卓绝的武装革命斗争和毛泽东诗词的大气磅礴的神韵与雄奇豪放的风格给予的高度赞赏。

      1936 年 2 月,当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告诉鲁迅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已经胜利地结束长征到达陕北时,正在病中的鲁迅闻讯,于 “寒凝大地”之时立即拟就一份热情诚挚的贺电,托史沫特莱发往陕北。贺电说: “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25] 1936 年 4 月,病中的鲁迅曾对冯雪峰说: “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 ”鲁迅生命垂危时,在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公开表示站在 “毛泽东先生们”一边,并坚定地宣称: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26]鲁迅这些话语对尚处于国民党 “围剿”中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个很大的鼓舞。

      1936 年,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去工作。行前,毛泽东特意和冯雪峰长谈了一次,嘱咐他到上海后一定要好好团结鲁迅先生,因为鲁迅是一面大旗,能够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1958 年 1 月,毛泽东在 《工作方法六十条 ( 草案) 》中谈到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时说: “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27] 1966 年 7 月 8 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所写的一封信中指出: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又说: “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28]

      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高度赞誉鲁迅光辉革命的一生时,也不忌讳谈鲁迅的缺点。1939 年 11 月 7 日,毛泽东在致周扬信中说: “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29]40 多年后,周扬对龚育之谈起这封信的时候还说道: “毛对鲁有多次崇高的评价,都是很重要的,这封信讲到鲁迅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这并不损害对鲁的崇高评价,而是提供了对鲁评价的另一个视角,也是很重要的。”[30]1956 年 8 月 24 日,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 “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31]毛泽东对鲁迅缺点的批评,是客观中肯的,也是符合实际的,这丝毫不影响鲁迅作为一位伟大文学家、思想家的光辉一生。这也表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作者:曹前发   中共中央体彩天下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43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77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1页。

      [⑥]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77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44页。

      [⑧]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

      [⑨] 《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68页。

      [⑩]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5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页。

      [12]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11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9-490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9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8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40页。

      [17]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16页。

      [18]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1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8-419页。

      [20]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16-2717页。

      [21] 《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5页。

      [22]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17页。

      [23]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45页。

      [24] 陈琼芝:《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

      [25] 《〈鲁迅致红军贺信〉获重要发现》,《新华文摘》1992年第3期。

      [26] 《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89页。

      [27]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1-72页。

      [29] 《毛泽东文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9页。

      [30] 张华、龚育之:《毛泽东致周扬的信为何今日发表》,《体彩天下天地》2002年第8期。

      [31]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