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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毛泽东坚持底线思维的工作方法

    时间:2020-12-21 |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0年06期

      摘要:坚持底线思维,是毛泽东重要的工作方法之一。首先,要有忧患意识,估计到事物发展的最坏可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政策,为可能到来的最坏局面在思想、物资、行动上做好充足准备。再者,要划定清晰明白的底线,并尽最大可能争取局面向好的方向发展,力争好的结果。这一工作方法,体现的是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全局看问题、凡事具有预见性和抓事物主要矛盾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特别看重工作方法,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十分形象地对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作过说明:“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①]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发表过很多有关工作方法的论述,并为其提供了最丰富、最鲜活的例证。前辈学者已对此作过高度概括的总结[②]。除此以外,坚持底线思维,也是毛泽东思想方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一、准备吃亏: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政策

      思维是行动的先导,坚持底线思维,首要的是要有忧患意识。即是说,无论在形势发展一片大好时,还是在暂时遭遇挫折发生反复时,都要对接下来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估计:既要估计到形势向好的一面,又要估计到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③]毛泽东的论述辩证地说明了估计形势的重要意义:估计到光明的前景以坚定信心、鼓舞士气,估计到最坏的情况则备豫不虞,有备无患。而尤为重要的是估计到坏的一面,因为好的一面估计不到并不会根本上影响形势的发展,而坏的一面如果估计不到或估计不足,则会在面对不利局面时由于思想和工作准备不足而惊慌失措。

      估计到坏的一面,在革命处于低谷,形势发展不利、前进遭遇挫折时,比较容易做到,而一旦出现革命高潮,形势大发展、大进步,往往就容易忽略。毛泽东在回顾中共历史时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④]并指出“表现了大的骄傲”分别出现在1927年上半年、1930年、1931年和1938年。回顾历史不难看出:这几次大的骄傲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前途显得十分光明而平坦,胜利似乎就在不远的将来。1927年上半年北伐军已推进到长江流域,吴佩孚、孙传芳败局已定,只有奉系张作霖在苦苦支撑着北洋军阀的残局,湘、鄂、粤、赣各地工农运动如火如荼,群众已大部地发动起来,国民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以空前的规模广泛传播,到处热气腾腾,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1930年红军乘国民党中原大战的时机打了一些胜仗,7月份甚至乘虚攻入并占领长沙达11天之久,还成立了省临时苏维埃政府,革命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似乎马上就要变成现实。1931年第三次打破国民党的大军“围剿”,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范围扩大到28个县境。1937年9月,抗日统一战线得以建立起来,全民族抗战也动员了起来;到了1938年,形势的发展更令人鼓舞。这些时候,党内因看到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而忘记了中国革命的整体特点,忽略了可能面临的挫折,表现了骄傲,随即便“吃了亏”。

      对此,毛泽东提醒全党:“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并说明:“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⑤]所谓“左”倾,毛泽东在这里主要指对革命形势盲目乐观,从而低估甚至忽略前进中的困难和障碍。

      作为一名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消极,不悲观,不为一时低落的形势而退缩,这是中国革命得以屡仆屡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在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并未因战事新败、力量弱小而气馁,却满怀信心地说:“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⑥]同时,毛泽东又能时刻深怀忧患意识。在一封私人通信中,这种如履薄冰的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诚恳地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⑦]对事之谨慎和对人之恳切跃然纸上。不仅如此,在胜利面前毛泽东同样能保持冷静头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伟大的胜利前夕,这种冷静和忧患意识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谆谆告诫:“有一个问题要讲清楚,叫做‘准备吃亏’。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些困难,又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点光明。我看光明多得很,国内民主运动已经兴起,将来更有希望,苏联援助我们,美国、英国的无产阶级将来也还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都是光明。但是我们更要准备困难。”[⑧]毛泽东一口气讲了17个方面的困难,涉及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舆论、根据地、战争形势、力量变化、中间势力、党的建设、经济发展等方方面面。对每一个方面,他把困难都估计得很充分。比如,关于军队,毛泽东说:“一九四一年中央曾打电报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说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现在我们的军队差不多有一百万,我们还要发展,到将来蒋介石进攻我们时,我们可能有一百五十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有一百万,搞掉一半,还有七十五万。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⑨]又如,关于形势,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是长期的,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二十四年了还没有胜利,还要搞下去,还要牺牲许多党员和军队。党内会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的问题,不仅要对我们大会、中央、中央局,还要对区党委、地委这些领导机关都讲清楚。”[⑩]针对以前党内“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的风气,毛泽东辩证地说:“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11]接着,他充满感情地作了气势恢宏的结论:“暂时吃亏,最终胜利。这个原则是不会错的。”“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们总有道路。”“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12]历史的发展雄辩地证明:有没有这样的估计大不一样。有了这样的估计,就有了心理和行动上的准备,当困难真正出现时,就能有条不紊地沉着应对,而一旦形势的发展比原来预想的还要好,更能鼓舞干劲,坚定胜利的信心。

      当历史进展到民主革命时期第二次伟大胜利前夕时,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3]这几句话,因其对党的建设具有长期而深远的意义,成为名言,并被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铭记和不断践行。“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14]。

      这是坚持底线思维、深怀忧患意识的主要方面,即是说,在形势一片大好时保持冷静头脑,充分估计困难。事情还有一面,即面对逆境时如何措置。此时,毛泽东同样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完全从客观实际出发,充分分析、估计各种可能,尤其估计到最坏状况的出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政策。比如,1947年6月,中共开始把战争打到外线去,而其中最重要一环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对这一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战略行动,毛泽东既估计到跃进大别山的有利条件,又充分估计到了到外线作战的种种困难,提出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告诫我们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15]这种估计对刘邓大军随后的生存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刘邓大军到大别山以后,果然遇到了极大困难。当时任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的陈再道回忆:“部队进入山区,首先碰到的是住房困难。山区村庄和平原地区不同。什么李家湾、张家湾,实际上就是一两户或两三户人家,一个排也住不下。”除了住房,吃饭成为更大的困难,必须在富裕地区多筹些粮带在身上,“到了贫苦地区或山区,筹不到粮食时,就吃米袋里的口粮。不然你借不到,买不到,部队没饭吃,最令人头疼”[16]。刘邓大军的生存环境恶劣到了极点,而更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大别山地区“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17]的重要战略意义,国民党军成立了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坐镇,指挥30余万兵力向刘邓大军合围而来。刘邓大军可谓内外交困。但是,由于提前预料到了这样的局面,刘邓大军在各方面做了准备,最终在大别山地区坚持了下来,并基本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牵制任务,让其他各解放区的军队尽早转入了进攻。

      这样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尽管条件不同,面对的具体情况各异,但毛泽东在处理时始终坚持一条指导性原则,即估计事物发展的好、中、坏几种可能,一方面力争好的前途,一方面在思想上把困难和不利局面想得足够充分,并在此基础上准备思想、准备物资、准备行动。

      二、划定底线:力争时局好转

      估计到最坏的情况固然很重要,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估计的目的在于应对,更重要的是明确可以接受的底线,并据此预作准备。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18]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划定底线,明确形势发展到哪一程度、哪一步骤是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如果一旦突破了这个底线,则要从根本上作出改变,采取完全不同的应对方法。二是最大限度减少不利局面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或者更进一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挥人员、思想、政策的作用,争取局面向好的方向转化。这对领导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时局瞬息万变,要在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的时候就作出判断,作出决策,面对的是很多变数和未知数,有时还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这就需要非同寻常的敏锐和果敢,需要对全盘情况有大体准确的掌握和对形势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本文仅结合毛泽东处理国民党顽固势力于抗战期间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来略窥其一二。

      1939年12月初,晋绥军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制造晋西事变。事变刚一发生,毛泽东马上作出预测:“晋西南新旧军已起武装冲突,晋西北武装冲突亦可能发生。”[19]指明了事变由晋西南向晋西北蔓延的可能。毛泽东还看到,如无阎锡山指使,晋绥军断不敢主动进攻。对这一幕后策划者,毛泽东判断:他的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力量”[20]。此时,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在度过了最初的蜜月期之后,因日军对正面战场的压力逐渐减弱,国民党在组织上取消共产党的企图又未能实现,国共两党间的磨擦逐渐增多。蒋介石在这年年初的日记中袒露心迹:“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21]。于是,在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原则通过了要限制异党活动,开始政治上反共,在11月召开的五届六中全会上,则直接部署军事反共了。毛泽东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国民党自五届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反共为主不同。”[22]结合这样的时局,毛泽东将目光又向前推了一步,估计到事变背后隐藏的最坏可能:阎锡山此举意在“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这次的冲突,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生死决斗问题,须严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能解决的”[23]。这一估计虽过于严重,但其基本精神对处理好晋西事变极为重要,毛泽东重点强调的,一是事变的严重性,二是斗争的长期性。既然斗争严重且持久,就不能不指出它可能的结果,以使人明了、心中有数,并趋利避害。毛泽东指出了两种可能:与阎锡山的斗争如胜利,“可能使阎锡山转舵”;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很大”,并“关系全党”[24]。虽然事情的发展并未“影响整个华北很大”,更谈不上“关系全党”,但此时他所作出的这个判断绝非危言耸听,而着实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全面危机。此时,晋绥军在晋西南已经得手,正转攻晋西北。若这两处有失,中共的华北各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各区之间的联系将被切断。华北为八路军从陕甘宁向外的第一站,此时尚在发展,山东和华中则仍处在谋划而非实质性发展的阶段。中共要想扩大、巩固根据地,形成一个大的局面,必以华北为基础,舍此别无他途。在此紧要关头,丢晋西南后再失晋西北,使华北、陕甘宁不相联系,无异于将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各个分割,置于日军和顽固派的双重夹击之下,结果势将凶多吉少。

      吞下这样的苦果,中共断难接受。虽未言明,但从毛泽东的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出,不惜代价保住晋西北不失,以保持陕甘宁和华北的联系,是他在心中划定的不容突破的底线[25]。从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这一目标是可以争取到的。在晋西南,旧军有很大力量,而在晋西北,“新派力量加上我们力量,可能造成优势”[26]。为此,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27];对新军,则通过“迅速巩固党的领导”、“加紧肃清与撤换新军中的反动分子及坏分子”[28]等举措增强其力量;对关键的晋西北地区,他于得知事变发生消息后即刻致电李井泉,让李井泉从大青山速到晋西北,以加强领导[29]。12月末,毛泽东又致电尚在冀中的贺龙、关向应,将八路军一二○师调回晋西北[30]。1940年1月11日至13日,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在晋西北击溃晋绥军赵承绶部,使后者被迫退向晋西南。通过一系列举措,顽固势力进攻的势头被遏制,友军得以巩固,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力量得到明显加强。至此,中共在晋西北的斗争取得胜利。

      1940年1月16日,毛泽东判断:“晋西北新旧军的斗争,我们已大体上胜利了。”[31]他马上抓住有利时机,一面提出进一步发展晋西北的要求:“晋西北必以突击方式,抓紧目前有利时机,进行一切工作。一切应当快做,迟缓就会失掉时机。”“愈快愈好。”[32]一面争取与阎锡山的和平,并派王若飞、萧劲光前去见阎锡山。经谈判,最后双方商定划区作战,在晋西以汾离公路为界,在晋东南则以临屯公路为界,八路军和新军不过路南。这次事变最后得到较好的解决。并且,阎锡山在蒋介石以后发动的历次反共高潮中基本保持了中立态度,使中共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顽固势力。

      在处理这一事变的过程中,毛泽东通过敏锐的观察,透过表面的现象看到背后的隐忧,由此估计到最坏的可能,虽然设想显得严重了些,但在此基础上划定底线,多措并举,不仅将反共高潮打退,且争取了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不仅如此,打退这一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还在理论上对抗日战争中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提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33]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34]这些重要的策略原则,既是对处理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又成为整个抗战时期的指导原则,并在今天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党内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三、坚持底线思维所贯穿的思想方法

      思想方法决定工作方法。毛泽东坚持底线思维的工作方法,体现的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

      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政策,首先要求领导者从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更不是一厢情愿地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准确估计前进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不回避也不夸大,尤其要克服革命的急性病。虽然急性病的原因各有不同:有对敌人的仇恨,有对党内投降主义的愤怒,也有对党的政策的不完全理解,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多次指出,它“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35];“不顾主客观条件”[36];“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37]。要克服这种倾向,就要从经济条件、军事力量、地理环境、人心向背、政策策略各个方面全面而客观地分析敌我双方条件,作出尽量合乎于客观实际的结论,以此作为建立政策的出发点。正如他所倡导的那样:“我之计划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错误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38] “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足够地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39]

      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政策,还要求领导者洞悉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和反革命力量存在的根本困难,由此看到革命的光明前景,在克服了革命的急性病之后又不丧失胜利的信心。即是说,领导者要有全局性眼光,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预见性和主动性。关于全局性眼光,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必须看到这些大事情,才能正确地进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时不会犯错误。”[40]在毛泽东所作的报告中,全面、深入的国际、国内局势分析时常可见。尤其是革命进入新阶段、面临新情况和新问题时,他往往能高屋建瓴地作出剖析。对只片面看问题,尤其是只片面看到困难的现象,他分析:“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41]

      预见性和主动性因和全局性眼光紧密相关而同样重要。关于预见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42]薄一波总结在毛泽东领导下处理晋西事变经验时,提出了三点最为深刻的体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发现地平线上刚刚出现的事物,加强领导工作的预见性,在斗争的发展变化中,及时提出正确的对策”[43]。薄一波的总结,不仅在思想上与毛泽东高度契合,而且具有明显的毛泽东语言风格烙印,充分印证了毛泽东强调预见性对全党的深入影响。

      划定底线,力争时局向好,要求领导者全面掌握形势,正确评价敌我力量,一下子能抓到问题的关键,把准时局转变的枢纽,从而扬长避短,从关键处寻得突破,并由此争取扩大成绩。也就是说,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在这方面同样有着大量精彩的论述和鲜活的事例。言简意赅者如:“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44]具体指导者如:“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45]纵观中国革命的过程,也可以看出他在统筹兼顾的前提下,每一时段集中力量解决一个突出问题的特点。比如,在人民军队创立之初,集中力量解决如何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在全面抗战初期,集中力量解决战略指导方针问题;在打退反共高潮后,集中力量解决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在抗战后期,又通过整风集中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又集中力量解决了党的集中统一问题。每一问题的提出,针对的都是制约中国革命发展的主要障碍,而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将中国革命向前大大地推进了。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我国面临的不确定外部因素增加;国内也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的工作方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心存忧患、肩扛重担,才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46]分析总结毛泽东坚持底线思维的工作方法,对于我们深入学习领会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底线思维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要求,在统筹“两个大局”中,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邵建斌   中共中央体彩天下和文献研究院)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②]金冲及:《毛泽东工作方法的几个特点》,《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7—126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8页。

      [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页。

      [⑦]《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页。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页。

      [1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页。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14]《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西柏坡侧记》,《人民日报》2013年7月14日。

      [15]刘伯承:《星火燎原全集》第9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6]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17]刘伯承:《星火燎原全集》第9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4页。

      [1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

      [2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

      [21]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59页。

      [2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页。

      [2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153页。

      [2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154页。

      [25] 1940年1月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我们对策,以贺关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晋东南力量巩固晋东南未失阵地,争回已失阵地之一部,打开一条通洛阳的路,十分要紧。然后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如果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还未丧失此种可能),则让他占领吕梁山的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

      [2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页。

      [2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2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154—155页。

      [2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

      [3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页。

      [3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

      [3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

      [3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3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9页。

      [3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36]《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3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

      [3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页。

      [3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40]《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页。

      [4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4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395页。

      [43]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体彩天下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

      [4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4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1页。

      [46]《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